1949年4月初的北平城，春寒料峭。午后，张府的院子里有些冷清，张治中把二儿子叫到身边，低声说了一句话：“去见傅伯父，想想法子借两百五十块银元。”儿子愣住，父亲却摆摆手，“家里日子得撑下去。”这幕对话，旁人不知情，但它揭开了一段罕为人知的故事。
那时，新中国筹建在即，中央机关一律薪酬从简。张治中虽然被安排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副主席，定额只有每月一百八十斤小米，几个孩子再分摊一些口粮，剩下的柴米油盐、学费、衣物都要自己想办法。昔日在国民党将军的风光，与眼前手头拮据的现实形成巨大反差。作为“三到延安”的“和平将军”，他甘愿清贫，却也不忍看家人吃糠咽菜，只好动了借钱的念头。
张一纯依父命拜访傅作义。两人同出黄埔，旧日情分犹在。见到来意，傅作义几乎没有犹豫，直接从抽屉里摸出五百银元递了过去，“拿去，别客气。”他叮嘱，“有需要，再来找我。”一句话，让张家暂度难关。
几天后，傅作义与周恩来见面，随口提起此事。周恩来当即没多说什么，只记在心里。夜里，他翻看财政预算，找出一笔经费，写下一行字：“拨付张治中生活困难补助六千元。”第二天，有关部门把钱送到张府。张治中接过公文，抬头望向来人，“这是总理的意思？”对方点头。他沉默片刻，低声道：“这情，我记下了。”
外人或许以为这只是统战需要，实则情谊早已绵延二十多年。1924年夏天，广州东校场的操场上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对学员讲授《三民主义与世界革命》。坐在后排的教育长张治中听得入神，下课后两人讨论到夜深仍意犹未尽。共同支持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理念，让国共两党青年将领第一次心心相印。周恩来称赞他“真懂得孙先生革命的根本精神”，张治中则私下说：“这个年轻人，将来要做大事。”
次年，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，婚宴就在张治中所管的校本部食堂。张治中自掏腰包张罗酒菜，还执意把新郎灌了个酩酊。多年后，周恩来笑说：“那一醉的情分，一直记到今天。”
旋即风云突变。1927年“四一二”政变，国共分道。张治中退守军校，尽量不与中共作对；周恩来隐蔽入沪，转战南北。人海茫茫，一别就是十年。直到抗战烽火点燃，长沙会战前夕，两人在湖南省政府大楼重逢。周恩来直言：“国家不能再内斗。”张治中点头，却难言苦衷。蒋介石硬要“焦土抗战”，一把火烧掉了长沙。张治中负隅难辞，成为众矢之的。周恩来没有苛责，相反帮他拟稿澄清，“责任在政策，非一人之咎。”张治中感激涕零。
皖南事变发生的1941年，蒋介石对中共和解意愿日益冷却。张治中不顾安危，起草万言书谏阻，让一些国民党元老都为之侧目。同年，他公开反对特务机关企图软禁周恩来，“谁动周公一根毫毛，便是民族罪人！”据说，他拍案而起的那一刻，会场鸦雀无声。
抗战胜利后，重庆谈判铺开。张治中受命担任国民党代表团成员，却三次亲赴延安，接送毛泽东。第三次启程前，他悄悄对周恩来补上一句：“若有不测，我自担一切。”周恩来没有客套，只是递上备忘，详细列出安全注意事项。两人分道扬镳，却又在暗处携手，确保谈判平安。
1949年1月31日，北平和平解放。蒋介石已黯然下野，南京政府岌岌可危。张治中领受和谈首席代表使命，却眼见蒋方态度强硬，至4月签约已无可能。周恩来劝他留下，“西安那一回欠你太多，这一次不能再误你。”张治中权衡再三，决定留在北平，公开发表《对时局声明》，宣示与国民党切割。
家人安危成了最后顾虑。周恩来电令上海地下党，把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以及孩子、弟媳全部护送至北平。飞机落地那一刻，张治中几乎失声痛哭。他的骄傲在家国风雨中折叠，却在老友的手心得以展开。
进入建国后，张治中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工作，马不停蹄奔走于西安、兰州、乌鲁木齐之间，调停民族关系，推动土地改革，组织灾后赈济。回到家中，却常常拿不出学费。同行人见状惊讶，“张公，你不是当过军政部长？”他只是淡淡一笑，不愿多言。
于是便有了那场低声下气的求助。周恩来把“六千元”交出去时，身边工作人员记得很清楚：当时中央刚刚决定机关干部一个月津贴只发三十六元，数额可谓不小。总理说：“文白不向我们开口，咱们得替他想。”这并非简单周济，更像一份无声承诺——革命道路虽然分歧，家国情义却可同担。
同样的关怀体现在医疗上。1950年底，张治旧伤复发，坐立难安。周恩来联系军委卫生部副部长，叮嘱“请苏联专家也要请最好的”，并让人守在病房。“周公若非总理，倒像亲弟兄。”张治中半开玩笑，却把这份温暖深藏心底。病情缓解后，他更卖力奔走于新疆、陕西，为民族地区教育与交通四处陈情，鞠躬尽瘁。
1964年，民族事务委员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，张治中拄杖发言近两小时，强调“国家定要用发展埋葬分裂”。会后，他致信周恩来：“所学浅陋，但愿再尽棉薄。”两人都清楚，岁月已经不多，可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得为国家做事。
1969年4月6日凌晨，北京301医院灯火通明。医护人员往来匆匆，却无声喧哗。79岁的张治中病情急转直下，医生低声汇报：“心脏无法再支撑。”化名“林友文”的病历静静躺在床头。临终前，他攥着儿子手，轻声说：“告诉周公，张治中不负他。”
三天后，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。统战部原本准备低调，周恩来强调必须举办，亲自鞠躬三次。送别之后，他交代随行秘书，“老朋友的家属要照顾到底。”
1975年冬，周恩来病危，仍派人走访洪希厚和孩子们，转交积攒的工资、稿费共五万余元。洪希厚哽咽：“总理自己都病着，还操心我们。”工作人员默然，他们知道，少年黄埔的兄弟情，早已化作一种难以言表的责任。
今天翻检档案，张治中留下的银行存折不过寥寥。那六千元和后来的五万元，曾支撑一家穿越艰难岁月，也映照着两个老人的选择：一人留青春于革命，一人弃高位护国家；一个在敌后奔走，一个跋涉沙漠求和。身份不同，目标相同——让这片土地少打几枪，多活几人。
后人评论张治中是“和平将军”，赞周恩来为“世纪伟人”，其实他们更像并肩前行的旅伴。相逢于黄埔，辗转于战火，相知在民族生死的关口，终以一抔黄土作别。风吹万木，历史自有公论，但那一袋大米、一句“我来想办法”的承诺，最能说明何为君子，何为担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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